案情簡介：
 
張某系某有限公司職工。2010年7月26日，張某向公司提出書面辭職報告稱，“本人現(xiàn)提出辭去在公司的所有職務和工作，”后不再到單位上班。2010年7月29日，公司作出解聘張某的通知。但公司仍一直為張某繳納社會保險費。2012年，張某向當?shù)貏趧訝幾h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請，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16.8萬元。公司認為，張某的促裁請求超過促裁時效，應當駁回；張某于2010年7月26日提出辭職報告，系主動辭職，因此他所依據(jù)的事實是錯誤的；雙方的勞動關系已經因張某主動辭職而解除，因此其主張的經濟補償金和工資無事實和法律依據(jù)。
 
爭議焦點：
 
張某在遞交書面辭職后即離開公司，其本人未遵守勞動合同法關于提前30日書面辭職的規(guī)定，而公司在其離開公司后仍為其繳納社會保險費。這種情形下，張某的辭職行為能否產生解除雙方勞動關系的法律后果？對于本案，主要有兩種不同觀點：
 
一種觀點認為，2010年7月26日，張某雖然在遞交的辭職報告中載明辭去在公司的所有職務和工作，并不再到單位上班，但其未遵守《勞動合同法》第37條關于“勞動者提前30日書面形式通知用人單位，可以解除勞動合同”的規(guī)定，其辭職行為應當無效。且張某遞交辭職報告后，某有限公司僅解聘了其工作職務，并沒有作出解除勞動合同的處理決定，仍一直為其繳納社會保險費，據(jù)此認定，公司不認可張某的辭職行為。雙方的勞動關系可按待崗處理，公司的答辨理由不成立。
 
第二種觀點認為，根據(jù)法律規(guī)定，勞動者提前30以書面形式通知用人單位，可以勞動合同。本案中，張某2010年7月26日提交的辭職報告載明辭去在公司的所有職務和工作，便不再到單位上班。其后，公司也未通知張某回單位上班，雙方勞動合同應于2010年8月25日解除。而張某未在勞動爭議發(fā)生之日起1年內向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提出書面申請，仲裁請求已經超過了仲裁時效。
 
焦點辨析：
 
張某系行使法定權利主動辭職，未嚴格遵守30日之規(guī)定，在權利行使過程中確實存在明顯瑕疵，但如果因此直接得出勞動關系未解除的結論，則公司應繼續(xù)負有為張某支付工資或生活費、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義務，張某會自己的違法行為而受益，有違法律應有的價值取向。
 
公司未及時作出解除張某勞動關系的決定，并一直為其繳納社會保險費，可能是由于該公司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不夠規(guī)范、嚴謹、也可能是由于該公司并不同意挽留張某。但無論如何，只有張某沒有主動收回辭職報告的意思表示，張某的辭職權利就不應受到公司意思表示的約束。根據(jù)法律規(guī)定，勞動者提前30日以書面形式通知用人單位，可以解除勞動合同。即辭職是勞動者的法權利，只要依法行使，用人單位批準與否并不能影響到辭職的效力。
 
如前所述，勞動者辭職，負有提前30日以書面形式通知用人單位的法定義務。在勞動者未忠實履行該義務的情況下，其辭職行為是否就一律無效呢？
 
筆者認為，不能一概而論。一種情形是，在勞動者提出辭職報告后的30日內，辭職能否生效應取決于用人單位的態(tài)度。此種情形下，用人單位既可以認同勞動者辭職行為生效，而豁免其提前30日的義務；也可以認定其行為構成曠工，違反規(guī)章制度，而主動解除雙方的勞動關系；還可以持放任態(tài)度，繼續(xù)維持雙方的勞動關系。如果用人單位做了后兩種選擇，勞動者和辭職行為肢因法定條件尚未成就而不能生效。另一種情形是勞動者提出辭職報告滿30日后，勞動者已經以曠工的形式，消極地履行了提前30日義務，辭職行為應當生效。用人單位因未在30日內主動做出選擇，而喪失了選擇的機會。如果此時仍肯定用人單位的選擇權，則勞動者行使辭職權就受到了用人單位的束縛，高官厚祿法理上與憲法關于公民就業(yè)權利的規(guī)定相違背。實踐中，沒有用人單位愿意為一名長期曠工的職工，繼續(xù)承擔發(fā)放工資和繳納社會保險費義務。所以，這種假設在生活實踐中也站不住腳。
 
綜上，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，本案中雙方的勞動關系應于2010年8月25日解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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